据文献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于郑，姬姓郑氏作为宗周王畿内的采邑贵族家族得以始封。幽王末年，郑桓公忧心于周王室的重重危机，将民众东迁至洛邑以东的东虢、郐国一带。之后，郑桓公和幽王死于犬戎之难，郑武公与平王一同东迁，将郑国完全迁至郑州地区，逐渐发展壮大。学界多认为，郑国自武公东迁至其灭亡的都城一直在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即东周时期的郑都所在。梳理郑韩故城遗址的早期遗存，并联系荥阳官庄遗址的新发现，这一认识似可商榷，现略呈管见，提请方家批评指正。

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遗存

郑韩故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市区，双洎河（古洧水）、黄水河（古溱水）的交汇处，城内面积约16平方千米。遗址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夯土城墙和建筑基址、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不同规模的墓葬等遗迹以及各类遗物。其中不乏年代比较明确的高等级遗存：1923年在李家楼发掘的1座大型铜器墓，应为春秋中晚期之际的郑国国君墓；1965年对故城东部的制骨作坊遗址进行了试掘，其年代从春秋中期延续至战国晚期；1993年至1998年在中国银行新郑支行遗址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包括青铜礼乐器坑18座、殉马坑45座、社壝墙基在内的春秋中期国君社祭遗址，以及铸造青铜礼器、钱币、生产工具等的春秋中、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

另外，1968年在遗址西南部的后端湾村附近发现器形、纹饰相同的铜方壶2件，当时认为是西周时期的器物，后有学者将其年代定为春秋早期。后端湾附近为郑国公室的公墓区所在，成组的青铜方壶也是高等级遗迹才有的遗物，因此这2件方壶很可能也出自高等级墓葬中。后端湾方壶的盖顶捉手宽度明显超过盖宽、盖顶捉手直壁较高、器身较窄瘦等器形特点及纹饰特点均与K6：27等中行新郑支行春秋中期祭祀坑出土方壶一致，年代定在春秋中期更为合适。

郑韩故城遗址内国君墓、国君社祭遗址、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等高等级遗存的存在，表明其是春秋时期的一处都邑性遗址。《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新郑县为“《诗》郑国，郑桓公之子武公所国，后为韩所灭，韩自平阳徙都之”。《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武公之子庄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杜预注：“此，今河南新郑。”《国语·郑语》韦昭注：“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也。”《说文·邑部》云：“宗周之灭，郑徙潧洧之上，今新郑是也。”汉晋著述多以新郑为郑武公东迁所都，直到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亡韩国又迁都于此。将考古发现与古人著述对照，现今学者多认为位于新郑市区的郑韩故城遗址即东迁后的郑都所在，之后未再迁都。

不过，根据以上梳理，郑韩故城遗址已发现的春秋时期高等级遗存的年代均在春秋中晚期，未见明确属于春秋早期的。目前该遗址报道的早于春秋中期的周代遗存，以发掘者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为主，包括位于城内中东部的中行祭祀遗址区3座，东部的兴弘花园墓地11座、热电厂墓地10座，南城墙以南约2千米的天利墓地17座、郜楼墓地9座。它们绝大多数是陶器墓，罕见铜容器。另外，中行祭祀遗址区有一些定在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灰坑、水井等遗迹，也有陶器等遗物出土。

郑韩故城遗址出土的这些西周晚期、春秋早期陶器（以下统称为“早期陶器”），以鬲、盆、豆、折肩罐为主。对这四类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它们存在比较明显的式别变化（图一）。

图一 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陶器分组

鬲  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也比较多；陶色多灰色；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次之。根据鬲裆与足部形态差异，可分为五型。

A型：弧裆，锥状足。根据口沿与裆部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式，即Ⅰ式标本郜楼M34：6→Ⅱ式标本郜楼M145：6→Ⅲ式标本天利M242：7→Ⅳ式标本天利M80：12。演变趋势表现为口沿由宽折沿发展为窄平沿，裆部逐渐变低。

B型：平裆，柱状足。根据口沿与裆部形态变化，亦分为四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119：10→Ⅱ式标本郜楼M139：7→Ⅲ式标本郜楼M144：10→Ⅳ式标本天利M27：6。口沿、裆部的演变趋势与A型鬲基本同步。

C型：分裆近平，大袋足。根据口沿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式，即Ⅰ式标本兴弘M55：4→Ⅱ式标本中行M794：2→Ⅲ式标本天利M252：7→Ⅳ式标本天利M232：5。口沿的演变趋势亦与A型鬲相同。

D型：平裆，乳状足。根据口沿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251：3→Ⅱ式标本天利M191：5，演变趋势亦与A型鬲相同。

E型：分裆，小袋足外撇，数量较少。根据裆部形态变化，暂分二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119：8→Ⅱ式标本天利M191：4，式别特征分别与A型Ⅰ式、Ⅳ式鬲相同，裆部由高变低，口沿则有由侈沿到折沿近平的演变趋势。

盆  绝大多数为泥质灰陶，纹饰以弦纹为主。根据口沿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119：12→Ⅱ式标本郜楼M139：11→Ⅲ式标本天利M251：4→Ⅳ式标本天利M80：11。口沿的演变趋势与A型鬲基本同步。

豆  绝大多数为泥质灰陶，素面。根据豆盘与柄部形态变化，可分为三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119：9→Ⅱ式标本天利M251：12→Ⅲ式标本天利M130：9。演变趋势表现为豆盘由直口逐渐外撇为敞口，豆柄变高，柄上凸棱逐渐上移至消失。

折肩罐  绝大多数为泥质灰陶，常饰弦纹。根据口沿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119：4→Ⅱ式标本郜楼M139：8→Ⅲ式标本天利M251：13→Ⅳ式标本天利M130：5。口沿式别特征及演变趋势亦与A型鬲基本同步。

依据以上型式演变及组合关系，可将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陶器划分为四组，进而将遗址内随葬以上型式陶器的墓葬归为四组（表一）。各组器物形态逐渐变化，应是早晚相继的四个年代组。

表一 郑韩故城遗址早期墓葬分组

这四组墓葬中，仅郜楼M139随葬1件青铜容器——立耳鼎（M139：1），半球腹较浅，蹄足较肥大，腹上部饰一周重环纹，与之器形、纹饰较为相似的有曲沃北赵M93：49、三门峡上村岭M2001：130、闻喜上郭村74M373：9、上郭村75M1：27、芮城坛道村东周墓出土的Ⅰ式鼎等（图二：A）。其中，北赵M93的墓主为晋文侯，墓葬年代应在春秋早期早段，上村岭M2001、上郭村74M373、75M1、坛道村东周墓的年代也均在春秋初年，由此判断，郜楼M139：1及其所属的第2组的年代亦当如此。

第1组中的C型Ⅰ式分裆大袋足鬲，如兴弘M55：4、热电M59：1，斜折沿宽大、沿面有数周弦纹、袋足外张、裆部极低，以往多将此式陶鬲的年代定在西周晚期。新近公布的黎城西关春秋早期铜器墓中，出土有形制相似者M7：4（图二：B），可见此式陶鬲可延续至春秋早期。因此，将第1组墓葬的年代定在两周之际比较稳妥。

图二 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遗物比较

第4组中的鬲、盆、豆、罐等陶器，形制特征与兴弘花园M42等郑韩故城春秋中期铜器墓中伴出的同类器非常接近，与郑州地区春秋中期陶器墓中出土的同类器也都很接近，年代可能晚至春秋早中期之际。那么，处在第2、4组之间的第3组墓葬的年代当可推定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

综上，我们认为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陶器墓的年代介于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中行祭祀遗址区灰坑、水井等遗迹出土的早期陶器，类型与前述鬲、盆、豆、折肩罐相同者，亦可根据式别特征分别归入四组陶器中。由此推测，这些遗迹的年代也不早于两周之际。如是，郑韩故城遗址周代遗存的年代上限应在两周之际。

始自两周之际的郑韩故城遗址，年代可与当时郑国东迁的历史事件相对应，也与汉晋著述中新郑始终为春秋郑都的记载相符合。不过，如前所述，春秋早期前后，该遗址内仅有少量等级比较低的遗存，分布也比较零散，更像是几处相对独立的小型聚落，难以与春秋早期强国郑国的都城相匹配。直到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国君墓、社祭遗存、铸铜作坊等高等级遗存的出现，郑韩故城才显现出国都气象。

官庄城址的兴衰

郑州地区近年发现并发掘的官庄遗址，年代在春秋早期前后，规模较大且内涵丰富，为探寻春秋早期郑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官庄遗址位于荥阳市区以北约7千米的官庄村西部，总面积约130万平方米。遗址有多重环壕、城墙组成的城防设施，最外围为外壕，现存南、东外壕和北外壕东段；外壕内中部为大城，大致呈横长方形，由城墙和环壕组成，面积约31万平方米；大城之北为小城，大致呈方形，由城墙和内、外环壕组成，面积约3.6万平方米，小城的内、外环壕与大城环壕相通；在小城南壕中部发现一处出入口遗迹，应为小城的南城门（图三）。

图三 荥阳官庄遗址平面图

大城中部偏北为手工业作坊区，发现铸铜、制陶、制骨遗存。出土的铸铜遗物种类丰富，有熔炉残块、坩埚内壁铜液凝结层、浇包、鼓风管等熔铜遗物，削刀、磨石等铸铜工具，以及大量的陶质模、范、芯等铸铜模具。根据模、范判断，所铸铜器种类有礼容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货币、附件等，且以礼容器、工具占多数。制陶遗迹有陶窑、泥料坑，遗物有陶拍、陶垫、泥坯、烧制变形的陶器残次品等。制骨遗存主要是多个灰坑出土的制骨废料。在大城内外的其他地点，很可能还存在其他铸铜、制陶作坊。

在大城内西北部，发现大量坑壁较为规整、底部有草木灰及烧土硬面的窖穴，其中有数个直径在5米以上，推测该区域是城址的仓储区。在小城内东北部，发掘墓葬10余座，是一处排列有序、布局规整的墓地。在大城外南部、西南部的遗址边缘区，也发现较多灰坑、小型墓葬、半地穴式房址等级别较低的遗存。

先前对于官庄遗址春秋早期以前周代遗存的报道，多将年代上限定在西周晚期，其断代遗物以陶器为主，且主要是通过与郑韩故城遗址同类遗存的对比确认的。根据前文对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陶器的年代认识，原先所定的西周晚期遗存的年代可能已至两周之际以后。如是，官庄遗址的遗存年代应做相应的调整。最近官庄遗址报道的铸铜作坊区遗存中，有陶器与陶模、范共存，根据模、范反映的铜器特征，也可以更加准确地推定遗存年代。

根据层位关系和遗存特征，发掘者将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出土的遗存分为两期。第1期陶器特征为：陶鬲口沿较宽，沿面有二至三周弦纹，沿下角较大；陶豆盘口较直，柄中部偏上有一周凸棱。典型陶模、范纹饰有重环纹、窃曲纹、卷身龙纹等。根据模、范的纹饰特征推断，第1期的主体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早，上限或可至西周晚期。第2期陶器特征为：陶鬲口沿较窄，沿面一般有四周弦纹，沿下角较小；陶豆盘口外敞，柄部无凸棱。典型陶模、范纹饰有交龙纹、连体龙凤纹等。根据模、范的纹饰特征推断，第2期的年代大致为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偏早（图四）。综此，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遗存的年代在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偏早。

图四 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遗物分期

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陶器与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陶器比较，官庄第1期与郑韩第1、2组接近，后者的年代为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偏早，前者的年代正与之相当；官庄第2期与郑韩第3、4组接近，后者的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早中期之际，前者的年代也基本相当，下限可能略晚。二者互证，也说明各自的年代判断较为合理。

官庄遗址其他地点的早期陶器遗存（即原先报道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遗存），根据层位关系和形制特征，也可粗略地分为两组。以完整器较多的分裆鬲、折腹盆、弧腹盆、豆为例，两组之间形制差异较为明显。第1组中鬲、盆的口沿较宽，沿下角较大；豆盘口较直，柄中部偏上有一周凸棱，与铸铜作坊区第1期特征接近。第2组中鬲、盆的口沿较窄，沿下角较小；豆盘口外敞，柄部无凸棱，与铸铜作坊区第2期特征接近（图五）。因此，两组遗存的年代应可与铸铜作坊区的两期对应，大致也在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偏早。

图五 官庄遗址早期陶器分组

基于以上推断，官庄遗址周代遗存的主体年代应即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偏早，是其最为兴盛的时期。此时，遗址内不仅有多重城墙和城壕组成的城防设施，而且有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和仓储区，制陶、制骨遗存的年代也基本同时，还有灰坑、墓葬等常规遗存。根据对官庄遗址周边地区的调查，在其周边有十余处同时期遗址，官庄遗址的面积明显大于周边其他遗址而居于主导地位，应是区域内的中心聚落。与郑州地区的娘娘寨遗址、郑韩故城遗址等其他遗址相比，这一时期的官庄遗址也规模更大，内涵更为丰富。

但到春秋中期，官庄遗址大城、小城的城壕均被严重淤积，淤积层内还发现夯土残块，很可能是来自倒塌的城墙，可见此时的城墙和城壕已经废弃。铸铜、制陶、制骨手工业遗存以及仓储区似也仅大致延续至春秋中期偏早，之后基本废弃。同时，遗址内的灰坑、墓葬等普通遗存也明显减少。由此可见，官庄城址在春秋中期明显衰落，遗址性质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中心城邑沦为普通聚落。

官庄遗址位于春秋郑国的疆域之内，是区域内的中心聚落。其兴盛期始于两周之际，与郑国东迁的时间相吻合；终于春秋中期偏早，又与郑韩故城春秋中晚期高等级遗存的年代相衔接。而且从目前考古发现看，两周时期具有大规模铸造青铜礼器作坊的遗址，除王都外，或为畿内中心采邑，或为畿外诸侯国都，都是封君的核心城邑。因此，春秋早期前后处于兴盛期的官庄遗址，很可能是一处都邑性遗址，或许即为当时的郑国都城所在。

政治局势与郑都变迁

如果以上判断不误，那么，郑国经历了两周之际从关中迁都于荥阳官庄城，春秋中期再由官庄城迁都于新郑城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史籍中缺乏明确记载，但考察相关史料，其正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相符合。

幽王末年，郑桓公企图东迁避祸，向洛邑以东的东虢、郐国一带发展。郑桓公虽然是王室重臣，但自身军事力量较弱，《清华简》记载其仅“车七乘，徒三十人”。史伯建议桓公“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郑桓公很可能利用了自己的王臣身份，主要借助洛阳的成周王师来扩张。而且，郑桓公时期也只是占据了东虢和郐国的一些城邑，《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郑武公时期才将它们完全吞并。

一般认为，东虢位于今荥阳市境内，郐国位于今新密市东南的曲梁镇一带，官庄城正在荥阳，其地可能原属东虢。而且，官庄城位于洛阳盆地以东约15千米，西经历史时期的虎牢关（又叫汜水关）可直达洛邑。与之相比，新郑城不但距离洛邑较远，而且有嵩山阻隔，两地交通不便。以官庄城为都，对于郑国联系洛邑王都和利用成周王师无疑更为便捷。

据文献记载，春秋早期郑国持续向外扩张。《清华简》记载郑武公时期“西城伊涧，北就邬、刘，萦轭蔿、邘之国”，郑庄公时期“东伐齐酄之戎为彻，北城温、原，遗阴、鄂次，东启隤、乐”。其中，伊涧、邬、刘、蔿、阴均在官庄城以西的洛阳盆地内；邘、温、原、隤均在官庄城以北的济源、焦作一带，这一地区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南阳”。《左传》记载在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周桓王将一批原来属于苏忿生的土田授予了郑国，包括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等地点，也都在官庄城以北的“南阳”。可见，春秋早期郑国的扩张主要是围绕官庄城进行的，这应与其处在郑国政治地理格局的中心地位有关。

进入春秋中期，北方的晋国逐渐崛起，但这一时期郑国与晋国的关系并不友好。《左传》记载在鲁僖公十八年（前642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第二年，郑国就倒向了南方的楚国。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文公对重耳不加礼遇。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发生城濮之战，在开战前郑文公还曾到楚国许诺出兵助战。同年，晋国战胜楚国后两次召集中原诸侯会盟，郑文公都有参加，但晋郑并未和解。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晋文公重耳以郑国“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为由，联合秦国攻郑。

与实力强大的晋国为敌，郑国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北部国土不断被晋国食。《左传》记载在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晋文公帮助周王室平定王子带之乱后，周襄王将阳樊、温、原、欑茅的土田授予晋国，晋国的领地扩展到“南阳”。其中的温、原、欑茅原本有周王授予郑国的土田，此时当为晋国所有。官庄城往北仅约10千米即为隔黄河相望的“南阳”，郑国的北疆被压缩后，来自北方的威胁已然迫近。在鲁文公八年（前619年），有晋国归还虎牢关一带土地之事，可见该地此前被晋国占领。虎牢关至官庄城不但距离较近，而且一马平川，晋国占据虎牢关一带，对官庄城的威胁更是近在咫尺。

可能正是迫于晋国南扩的压力，郑国不得不将都城从官庄城南迁到新郑城，以获得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世本·居篇》记载：“文公徙郑。宋衷曰：‘即新郑。’”郑文公于公元前672年—前628年在位，郑国可能是在文公后期迁都新郑的。不过处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位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的郑国，其外部压力并没有因为迁都新郑而得到缓解。此后晋、楚对郑国展开拉锯式争夺，于是乎郑国只得朝晋暮楚，唯强是从，艰难地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

综上所述，两周之际郑国从关中东迁后，可能先是以荥阳官庄城为都，在此郑公利用其王臣身份，借助洛邑的王室力量发展壮大。春秋中期随着晋国的崛起和扩张，郑国才被迫将都城南迁至新郑，由此新郑城步入繁荣，而官庄城随即衰落。当然，基于现有资料的这些推测，有待国君级别墓葬、有铭铜器等更多郑国考古发现来验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9期，作者王建峰[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井中伟[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